在日常生活中欠条是一种常用的债权凭证,经常有人将欠条与借条混同使用,但二者之间所代表的基础法律关系却天差地别。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同的司法观点对未标明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本文中笔者就以一个案例为引,浅析未标明还款日期欠条的诉讼时效究竟应该从何时起算。
2013至2014年,李某为A公司承包的某工地提供土石方运输作业,未签订书面运输合同,二者的交易习惯是李某以每车的土票兑换票据,再以票据不定期进行结算付款。
案涉工程结束后,由于A公司对部分运输作业尾款无支付能力,因此在2015年2月与李某结算后向李某出具欠条一张,欠条上标明“A公司欠李某工程运输费30万元整”。
此后,A公司又分别于2015年3月及4月两次向李某付款7万元和6万元,李某分别向A公司出具了两张收据。
2018年5月,李某与A公司就此前的债权债务情况进行了梳理,A公司重新向李某出具了欠条一张,标明“A公司欠李某工程运输费17万元整”,未标明还款日期。
2023年6月,李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A公司支付剩余的欠付款项17万元。
以上案例在事实层面并不复杂,主要争议焦点在欠条的诉讼应当从何时起算的问题。如果诉讼时效从欠条出具时起算,则李某起诉时诉讼时效已届满,丧失了胜诉权,案涉债务成为自然之债,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如果诉讼时效从李某起诉时起算,则其实体权利并未丧失。
关于欠条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最高院分别对山东省高院和广东省高院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个案批复,且两个批复均为有效状态。这两个批复分别是: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3号
你院鲁高法〔1992〕70号请示收悉。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据你院报告称,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 [2005]民二他字第35号
你院粤高法民一请字〈2005〉1号《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你院报告所述情况,冯树根向广州市白云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农业公司)购买农药,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因此,该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白云农业公司向冯树根主张权利时起算。本案不符合法复〈1994〉3号批复适用的条件,故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多数意见。
从以上两个最高院个案批复以及我们检索的其他关于欠条诉讼时效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关于欠条的诉讼时效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裁判倾向,而要结合欠条出具时的具体的案情视情而定。
欠条本身并非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要搞清楚欠条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问题,必须首先明确欠条的法律性质。司法实践中,一般将欠条与借条进行对比分析。通常情况下,借条所代表的的法律关系是借贷法律关系,其本身就能作为一个合同存在,但欠条并不一定代表借贷法律关系,而是某种基础法律关系的反映,也可以说是对某种法律关系履行的一种结算,而不同于基础法律关系本身,这种基础法律关系既可以是借贷法律关系,也可以是租赁法律关系或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等。本文案例中提及的欠条并不能代表李某与A公司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而是对双方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的一个结算凭证。
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利人躺在权利簿上睡觉”。《民法通则》时代,诉讼时效分为两年的一般诉讼时效和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民法总则》施行后至今,一般诉讼时效由两年变更为三年。
根据《民法典》规定,一般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长诉讼时效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因此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关键是要界定何时为“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问题。
从合同纠纷的角度来说,我们通常以“履行期限”的届满为权利人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节点,即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权利人就当然应当知道其权利被损害,此时应当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履行期限届满是合同纠纷中诉讼时效开始计算的一个前提条件。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能够理解最高院为什么在关于欠条诉讼时效的两个批复中,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法复[1994]3号批复中,双方的交易习惯是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此类即时结算的合同纠纷并没有约定履行期限,在欠条形成之日起,原告就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了损害,诉讼时效开始计算。[2005]民二他字第35号批复中,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无法确定原告权利受到损害之日,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
结合案涉合同纠纷的实际情况,从法律角度分析,本文案例中诉讼时效是否届满的问题应当按照以下路径推导:
“诉讼时效是否届满—诉讼时效何时起算—权利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履行期限是否届满”
李某和A公司的交易习惯是否即时交易不易区分,按照不属于即时交易的情况,2015年2月出具首张欠条时,并未明确履行期限,诉讼时效未开始计算。但关键在于2015年3月及4月,A公司曾两次向李某付款7万元和6万元,这两次付款行为对于履行期限的界定有何意义呢?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本案中A公司两次还款的“部分履行”行为构成《民法典》规定的“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此时诉讼时效应当重新计算。既然诉讼时效已经开始重新计算,那么也从事实上标明不存在履行期限的问题,李某此时应当已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
因此自2018年5月A公司再次向李某出具欠条前,按照当时适用的《民法通则》关于两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已届满。但由于A公司与李某经清理债权债务后重新出具了未标明还款期限的欠条,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视为A公司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当中,鉴于A公司向李某重新出具欠条的情况,诉讼时效应当自2018年起重新开始计算。
对于案涉纠纷中出现的诉讼时效问题,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中也进行了明确:
“2. 合同未约定债务履行期限的,要区分不同情况:(1)要根据双方交易习惯确定债务履行期限,进而确定诉讼时效起算时间;(2)不能根据交易习惯确定债务履行期限的,债务人与相对方的债务有对待给付关系,且未约定给付顺序的,应从相对方的债务履行之日起算;(3)不能以上述方法确定的,根据合同目的、内容,合理确定债务履行期限,并据此确定诉讼时效起算日;(4)双方清理以往债权债务关系,形成结算单、欠条、还款计划等书面文件的,应从书面文件形成次日起算”。
以上,我们结合对案涉纠纷的法律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对未标明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法律分析,结论已较为清晰,即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法律分析,综合确定欠条的诉讼时效。AC米兰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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