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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与前瞰:2026中国建设工程争议解决年度观察
发布日期:2026-03-07 03:40:56 浏览次数:次

  文 / 周利明,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高级合伙人、建设工程业务负责人

  本文希冀:回望2025,把握发展的时代脉搏,聚焦重大事件的缩影;前瞰2026,为新一年的发展探索方向。[1]特别说明,本文为一孔之见,且不针对任一具体案件。

  2025年度,全国法院系统受理各类审判执行案件(不含先行调解成功案件)3700余万件,同比增长超过10%。[2]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相关纠纷的统计数据暂无法获取,但据不完全统计并结合法律从业者的直观感受,归纳其存在以下特点:

  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及相关案由的案件数量处于高位运行的同时,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尽管在局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仍然数量较多,但相当一部分的三线、四线城市的案件已经呈现下降趋势,盖为经济运行态势逐步反馈到争议解决领域的表现。

  截至发稿时,根据头部仲裁机构公布的年度业绩数据,其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年受理案件量与争议金额依然保持显著增长态势,收案量、争议标的再创新高;但部分中小仲裁机构案件的数量、争议标的存在后继乏力的问题,面临发展的挑战。

  所以,受房地产、建设工程等相关行业发展的传导滞后性的影响,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数量短期内很可能保持稳定,甚至部分法院或仲裁机构可能进一步上浮。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案件数量还是争议标的,总体上将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也与争议解决领域案件的整体趋势一致。

  近年来,房地产经济下行压力传导至建设工程争议解决领域,明显体现为作为被告(被申请人)提出抗辩、反诉(反请求)的内容、范围、深度都有较大程度的提升,突出表现为:涉反诉、反请求案件的比例增加;涉质量、工期案件的比例大幅度增加;案件中涉及建设工程鉴定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当事人不配合诉讼或仲裁审理程序、“无理搅三分”的案件增多;恶意霸占工地、施加各种压力采用类似“胁迫”竣备等方式主张提前结算、竣工手续弄虚作假、收取名为居间费实为介绍费甚至不法利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身影频现;本诉(本请求)与反诉(反请求)、保全与解除反担保等过程博弈中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一些诉讼案件经历一审、二审、重审一审、重审二审、再审等程序,动辄两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总而言之,疑难复杂建设工程案件高发,案件的对抗性进一步加剧。

  无论是诉讼还是仲裁,年关将至之际,法官与法院、仲裁庭与仲裁机构都将面临较大的积案清理压力。在诉讼中,囿于审限和结案质效的考核指标,法官往往赶在月末、季末及年末出具判决书。而在仲裁中,裁决书的审核和校对往往所需的时间更长。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往往标的额较大,审理周期较长,承载着当事人较高的期待。

  在临近年末之时,当事人也背负较大的压力,例如总承包人一方面面临工程款回款的压力,同时也有应对下游分包商、供应商和挂靠人等追索的多重压力。当事人和代理人,如何将压力有效、及时传导至裁判者和裁判机关,成为必修、必备的技能。由此诸多律师开启了“花式”催裁判,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通过各种催促法官、仲裁庭结案的行为,将压力转移至裁判者,法院和仲裁机构的裁判文书审核、校对工作压力巨大。而对于裁判机关而言,在确保案件质量、减少信访风险的前提下,如何把握其中的平衡,尽可能满足社会各界对司法资源的渴求,主要体现在化解重难点案件、提高案件审判质效等方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新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下称新清单计价标准),自2025年9月1日起取代《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开始实施。新清单计价标准对合同价款影响较大的部分条款值得特别关注,包括:完善总价合同的术语及其计量计价规则;措施项目细分组成后重新调整分拆报价,措施项目总价包干后减少现场签证确认工程量的情形;发承包双方的风险分配调整;修订变更估价规则、索赔规则;增加施工过程结算、返工工程、新增工程计量与计价规则等。

  整体而言,新清单计价标准更加注重发承包双方之间关于交易价格的约定,对当事人合同管理、价款管理、过程管理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从法律实务视角来看,短期内新版清单计价规范在争议解决场景中的直接适用,仍处于逐步落地与适配的过程。

  2025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0号),对建设工程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如下:一是明晰各项权利的顺位。第11条、第18条规定,商品房消费者权利、征收补偿产权调换者权利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二是以物抵债的规则部分变化。就承包人和发包人约定就承包人修建的工程折价抵偿工程债务的以物抵债协议,传统观点认为,该以物抵债协议仅具有债权效力,基于债权平等原则,不得排除强制执行。第17条对此作出更新,符合特定条件的以物抵债协议,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807条规定的“协议折价”以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并据此主张排除抵押权、一般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另外,该司法解释对于消费者身份认定标准、多重工抵房、跨项目抵房等问题留待司法实践回应。

  2025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下称《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共计26条,涵盖招投标程序、合同效力、法律关系认定、工程价款结算、质保金、合同解除、工程质量、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管辖、与仲裁程序衔接等诸多方面。总体而言,该征求意见稿在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下称《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的基础上,浓缩了近年来司法实务界逐步形成的代表性观点、裁判规则等,有助于统一司法尺度。尤其是第7条,被建设工程实务界多数人解读为根本改变了《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43条中关于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规定,并认为自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时代至今,实务界对于“实际施工人条款”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实际施工人”这一司法解释特殊创设的概念,即将完成历史使命后宣告退出法律实务的舞台。但是由于征求意见稿部分条款并未取得共识,实务界争议较大,社会各界对其踊跃提出了诸多意见和建议,反映了建设工程领域中,广大从业者对于司法解释的关注度、参与意愿非常强烈。该司法解释预计在2026年正式发布,其必然会对建设工程争议解决领域产生巨大影响,让我们拭目以待。

  2025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法〔2025〕226号)《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25〕227号)(下称《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新修改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涉及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领域的修改为——在第三级案由“120.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项下:增加“(10)矿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11)电、水、气、热力工程合同纠纷”“(12)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合同纠纷”三个四级案由。

  案由的制定,通常首要考虑法律关系,其次是典型性,最后是权利属性的特殊性。在本次修订之前,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原涵盖九个四级案由:(1)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2)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4)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5)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6)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7)装饰装修合同纠纷;(8)铁路修建合同纠纷;(9)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既有的九个四级案由存在三种不同的分类,即:第一类以法律关系进行区分的,包括(1)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2)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5)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6)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第二类以建设工程的工程性质和典型性进行区分的,包括(7)装饰装修合同纠纷(8)铁路修建合同纠纷(9)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第三类则是以特殊的权利属性进行划分,包括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三种分类方式并不在同一维度上,由此也导致部分案件可能涉及两个案由,如常见的总包合同结算纠纷可能包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而如果是酒店装修的总包合同结算纠纷,则可能还需要增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选择最为重要、贴切的案由,能够帮助裁判者、代理人从整体上把握并理清办案思路。

  此次修订增加的“(10)矿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11)电、水、气、热力工程合同纠纷”“(12)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合同纠纷”均是第二类即以工程性质进行区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类方式尽管在工程性质层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典型性,却并不具备法律关系层面的特殊性与典型性。比如,这三类案件在发承包主体、法律适用等方面是否存在特殊性?引入这类分类,恐怕仅具有统计层面的意义,在法律规则方面未必能带来较大突破或具备独立价值——而在建设工程司法实务中,长期困惑业界且更具有实践价值的工程总承包纠纷(含EPC合同)、挂靠合同纠纷、甲指分包合同纠纷、委托代建合同纠纷、PPP合同纠纷等典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变种”,至今仍未设立相应案由,无疑是一大遗憾。

  此外,在司法实务中,由于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的名称与案由规定存在不匹配问题,导致不少法院在处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时,不仅案由认定错误,而且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也错误。例如,部分法院将施工总承包人与转承包人之间的纠纷错误立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忽略了双方当事人并非发包人与施工总承包人的法律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检索并验证: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由错误率近20%,这一数据远超想象。

  2025年11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审判要件指南》(黔高法〔2025〕219号),作为审判实践的重要务实成果,相较于其他高级法院发布的同类审判指导文件,该指南呈现出两大显著特点:一是条文体系庞大且完备。指南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立案、审理、裁判全流程为脉络,通过逾190款条文、超2万字的篇幅,系统规范立案审查要件、合同效力认定、工程价款争议、质量争议处理、工期争议认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鉴定程序等高频难点问题,旨在统一辖区内法院的裁判尺度。二是法律适用创新亮点突出。不同于对既有裁判规则的简单梳理罗列,指南针对实务中存在争议的焦点问题主动作出回应,典型例证如在借用资质情形下,总包合同的效力否定是否必须以发包人明知为要件这一问题。虽然该指南在总承包合同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但总体而言,其出台有效解决了一定的法律适用分歧,对提升审判质效、增强案件裁判的可预期性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2025年5月18日,《人民法院报》刊发了《“先行判决”助力解决建设工程纠纷难题——江苏高院发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先行判决典型案例》。[3]先行判决制度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6条,其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司法实务中,采用先行判决的案件数量畸低,该条适用较为有限,未能发挥相应价值。有些法院年受理案件数千乃至数万件,却可能未适用一次先行判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先行判决可能提前暴露法官裁判心证,激化矛盾,不利于后续案件审理推进;可能出现案件的一部分在二审、一部分在一审的非正常审理状态;对法官而言可能增加重复性工作负担等。但是先行裁决制度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具有高度契合性,诚如该文所言,其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适用优势显著,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提升案件审理效率。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往往因造价鉴定、本反诉交织等导致审理周期较长,而先行判决制度的灵活运用将案件“化整为零”,就已查明事实部分先行裁判,显著缩短审理周期。二是有利于破解合同僵局。停工楼盘牵动民生,先行判决“快刀斩乱麻”,使企业从难以继续履行的合同中尽快抽身,推动楼盘复工续建,让购房者早日拿房、安心入住。三是有力保障权益。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先行判决制度将“无争议工程款优先兑现”,有利于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支付。

  在仲裁领域,亦存在部分裁决、先行裁决制度。期待先行判决、先行裁决的相应制度,在未来的司法实务中得到更有效地运用,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服务于裁判工作,提升裁判的可预期性。

  2025年3月,上海仲裁委员会出版《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裁决指引》,引起行业轰动。2025年11月,武汉仲裁委员会紧随其后发布《武汉仲裁委员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裁决指引(试行)》。此外,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25年发布《建设工程仲裁案例选编》,研究了建设工程争议中的热点和典型问题。北京仲裁委员会则组织完成调研并推出《中国建设工程争议解决年度观察(2025)》。作为商事仲裁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建设工程领域,可预见将涌现更多仲裁机构通过总结仲裁经验、发布裁决指南、分享典型案例等方式,增强裁决结果的可预期性,提高仲裁的公信力。

  建设工程工期争议在独立的诉讼(仲裁)以及反诉(反请求)中出现较多,并呈现四个突出特点:其一,双方请求集中于违约金及损失赔偿。发包人向承包人主张工期延误违约金,承包人向发包人主张停窝工损失等。针对发包人的违约金主张,承包人通常提出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抗辩并要求调减,双方就实际损失的举证责任、证据证明力等问题通常存在较大争议。其二,疫情抗辩事由普遍,在后疫情时代,诉争中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多数施工期跨越疫情期间,当事人常因疫情影响的工期天数、索赔费用补偿计取等产生诸多争议。就疫情影响天数,通常需结合地方、施工记录、监理日志、会议纪要等材料予以综合判断,其中就疫情后期政府未明确要求停工、但施工实际受防控措施影响的期间,通常存在较大争议。就费用补偿,需根据合同关于不可抗力产生费用分担的约定确定承担主体,此外常见争议主要在计量计价证据层面,例如现场留守管理人员费用,承包人一般需全面举证人员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监理例会以及其他往来函件等以形成证据闭环。其三,裁判者多适用酌定及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结合施工日志、监理例会、监理日志、监理报告等监理文件、双方签证文件等各类证据,形成内心确信后,多采用酌定方式来认定工期延误的原因、责任主体和责任分担比例。这导致工期争议案件的裁判结果,相较于工程造价、工程质量领域,可借鉴和参考的实务经验与裁判规则相对匮乏。其四,工期鉴定程序在典型工期争议案件处理中的适用度较低,裁判者与当事人在选取具备专业能力及资格的工期鉴定机构方面,仍缺乏可操作的指引。

  区别于传统施工总承包案件,工程总承包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和造价争议更为复杂。尤其是在履约过程中,多数业主依旧维持施工总承包模式下的强势地位,通过业主指令、设计变更指令引起工程量变化,极易引发工程款结算纠纷;另业主因前期规划疏漏导致概算超标,进而拖延结算的情形频发,价款争议突出。

  此外,有关工程总承包联合体中的法律地位,某一联合体成员发起诉讼或仲裁程序,无论从程序或实体上,单一联合体成员是否为适格法律主体,实务中尚存较大争议。

  其次,工程总承包案件司法实践的规则供给不足:实务中施工总承包的司法实践丰富,法律规则较为明确,裁判规则、典型案例等参考依据较多,但工程总承包领域关于设计变更、工程量增减变化、工程变更引发费用调整、索赔与签证、发承包双方的风险负担范围等与工程价款直接相关的法律问题,均与施工总承包存在显著差异,裁判路径不尽相同。但此类问题的司法实践相对较少,常见裁判者依赖公平原则酌定处理,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法律纠纷更为复杂。

  政府审计介入竣工结算引发的工程价款纠纷案件呈显著高发态势,此类案件因交织行政监督与民事合同边界冲突,成为建工领域的难点问题。案件起因多为政府审计部门对竣工项目结算金额提出合规性质疑,要求整改的典型问题包括:工程量计量虚假或偏差、综合单价严重背离合同约定、措施项目无依据计取、变更签证程序不完善导致真实性存疑、规费及税金计取错误、调差突破合同约定等,进而触发业主作为原告或申请人发起诉讼或仲裁,主张施工单位返还超付工程款。

  此类案件具有以下突出特征:一是存量项目集中爆发,因政府审计存在滞后性(如项目竣工3-5年后甚至更长时间才启动审计程序),故时效争议成为首要法律障碍。二是双方矛盾尖锐难以调解,施工方主张双方已通过结算程序并签署结算协议,即达成“最终结算合意”,业主则以审计结果为行政监督依据要求纠正偏差,涉及巨额款项返还时双方利益对立严重。三是政府审计意见能否突破合同关于结算程序的约定存在争议。结算协议效力,双方签署的结算报告、结算定案表或类似法律文件,是否属于结算协议,政府审计报告、财政评审、财务决算报告能否突破、推翻该类文件,业主能否援引该类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四是当事人主张结算错误的形式各异,个案中表现为工程量虚假、单价虚高、调差错误、措施类费用计取错误、签证或变更手续不完善引发工程资料的真实性存疑等,但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结算错误,往往认定困难。

  近年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领域涉破产案件持续增加,包括发包人破产、施工总承包人破产两种典型情况。一旦相关主体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而不仅仅是破产申请程序),所涉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破产案件确定受理后,相关案件必然受到破产案件的影响,如裁定中止等待变更诉讼代表人,案件审理的节奏需要与破产案件的进程、投票权相衔接等等。另一方面,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优先债权的争取显得尤为重要。在许多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判断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时间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合同约定不明、约定矛盾等情况下,如合同约定建设工程价款以审计结论为准,但审计部门迟迟未作出审计结论或者明显超过可预期的合理期限作出审计结论等。

  除少数建设工程案件中所涉的项目仍具备进一步开发价值、可通过托盘续建或重组成功等情况外,发包人一旦陷入破产,往往意味着债权回收的难度加大、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价值显得尤为关键;若承包人陷入破产,则更意味着下游分包单位及挂靠人的债权处极有可能丧失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进而面临债权低受偿率的风险。在此情形下,如何强化破产程序的参与度,有效识别和防范虚假债权申报并主张剔除,通过代位权、债权转让等方式切实提高债权回收的可能性,成为重中之重。

  2025年,建设工程案件执行难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以总包合同结算案件为例,多数案件中,房地产企业除名下未过户房产外并无其他资产,而执行其名下房产实际困难重重。一方面,承包人通常面临与实际购房人、抵押权人等主体的权利冲突,执行程序受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程序阻碍推进缓慢。特别是,由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客体仅限于工程而不包括土地,为划定优先受偿权范围,在评估过程中需区分土地价值及工程价值,但该等区分评估目前缺乏统一标准,实践中许多评估机构反馈无法区分评估,导致评估流程长期停滞。另一方面,受市场行情影响,即使最终房产上拍,流拍率仍然较高。

  基于上述困境,为避免因结算久拖不决、发包人资信情况进一步恶化,承包人在双方未完成结算甚至约定的结算审核期末届满的情况下即发起诉讼/仲裁的案件数量持续增加。此外,越来越多的债权人着力于通过追加被执行人、一并或另案起诉股东等方式扩大责任主体,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四条的加速到期等规定,要求发包人股东等主体承担责任。

  实际施工人伴随着时代发展,随着《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正逐渐面临权益救济路径变窄的现实困境。实际施工人制度中,突破合同相对性一直为理论和实务界所诟病,故对于实际施工人条款的适用整体呈现趋紧的趋势。换言之,“不是所有实际施工人,都是司法解释所界定的实际施工人”。虽然实际施工人在有限的范围内(包括行权时间与行权主体上的双重限制)仍有一定操作空间,但长期来看,限制乃至废除实际施工人制度中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司法裁判规则,已逐渐成为业界共识。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施工人,如何充分利用这一窗口期,巩固既有债权并在未来的商业交易中提前酝酿合作方案、规避风险,则显得尤为关键。

  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法定担保物权属性,相关案件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诉讼、仲裁占比持续攀升。同时,《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以5个条文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予以细化,彰显其作为司法实践关注的重点,其在实务中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研究向精细化发展。学界与实务界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研究已突破基础层面,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性质、权利主体、客体、范围、起算点以及放弃与限制等问题形成体系化认知,研究深度显著提升。二是传统裁判规则更新。例如,传统观点认为分部、分项工程因无法独立存在且在分割后影响主建筑使用功能,不宜折价、拍卖,而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第3期公报案例支持了基坑、土石方挖运工程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再如,上已述及的发包人以不动产抵工程款债权的行权效果。三是关键问题仍有分歧。例如,关于实际施工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发布会议纪要认为“实际施工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近来有观点认为实际施工人可以代位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以及当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与发包人成立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之时,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再如,关于债权受让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就该条内容提供了选择性方案,说明尚无定论。以上案件争议解决类型,在2026年度仍将是冲突的重点与难点。

  从提供法律服务的角度,传统的商业地产项目及房建结算项目纠纷案件中,律师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宛如一片“红海”——各大地产商、头部施工单位有关法律服务板块的预算进一步压缩,付费意愿降低,代理费的报价方式更倾向于半风险或者全风险,即前期费用较少甚至没有,当案件获得胜诉或者实际执行到位后方支付相应比例的代理费。法律服务市场竞争全面加剧,进一步提升了甲方对市场的预期。

  不同职业群体采取多维方式实现跨界、出圈和融合——许多造价工程师、鉴定人在传统造价咨询、结算审核等业务萎缩的情况下,将业务调整为重点打造鉴定业务和专家辅助人,同时加强学习、考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许多律师为加强专业学习,考取建造师、造价师等执业资格;通过个人视频号、公众号文章、小红书等打造单位或者个人的IP,让更多客户、潜在合作伙伴认识自己等。法官、仲裁员、律师、鉴定人、专家辅助人、公司法务等不同职业群体的交流与融合将愈发普遍,更多复合型优秀人才也将不断涌现。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结算争议占据较大的比例,其耗时久、专业性强、法律成本高昂等问题成为行业顽疾。建设工程相关行业组织与团体对探索建设工程争议评审制度的探索,正引发业界广泛关注:北京、浙江、河南等地建筑业协会、造价协会等先后出台有关建设工程争议评审的细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等头部仲裁机构制定了建设工程争议评审规则;常设中国建设工程法律论坛出版了第十八工作组的调研成果《中国建设工程审裁制度:立法建议与示范规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亦召开“建设工程争议评审制度的融合创新与展望”会议,并给予积极评价。相信,在社会各界的造价专家、法律专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等热切参与和积极推动下,建设工程争议评审制度将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认可,成为解决工程结算纠纷的重要路径。

  一旦新的司法解释施行,其势必将引起建设工程争议领域裁判规则的一次重大调整,包括在审理中的案件,也包括潜在成诉案件。不同职业群体将掀起新一轮的学习热潮与深度研讨——裁判规则的适用要件、适用范围、法理基础、漏洞填补等等。相应地,这也势必将反向影响到施工企业自身的管理方式、组织架构、决策机制、争议应对等各个方面。此外,新司法解释的施行同样对仲裁案件的审理和代理产生深远的影响。

  1.无论从事何种建设工程相关职业,个人锚定自身定位,精进业务技能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建设工程争议解决领域的知识博大精深,横跨法学、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工期、工程质量、财会等多学科领域,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属性。精准认识自身角色定位、职业阶段,明晰所拥有的优势与资源,以及亟待补足的技能和经验,是规划后续职业进阶路径的重要前提。

  2.律师需要进一步精准定位客户群体,如实际施工人、国有施工总包、地产公司、民企分包商、涉外承包商、设备出租方、材料供应商等等;制定更有弹性的报价策略——在委托阶段充分调研客户的资信状况、报价接受度、风险偏好等,以执行为导向、聚焦实际解决问题,实现风险共担。在树立专业办案品牌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业务边界,探索房建以外的其他工程类型,争取多维法律服务领域,包括且不限于建工刑事、工程保险、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城市更新等相关案件,勇于开拓业务“蓝海”。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在2026年2月5日“中国建筑业”公众号发布的《2025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2025年度全国建筑业增加值、总产值、竣工产值及建筑业企业新签订合同总额等核心数据均呈明显下降趋势。而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营业额连续4年、新签合同额连续3年保持增长。相信,国际工程法律服务未来可期。

  3.对法官、仲裁员而言,要善于学习和总结案件审理技能,把握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领域裁判规则变化的最新变化动态,广泛倾听各方意见,秉持“如我在诉”的精神,学会共情当事人的“急、难、苦、怨”,切不可因循守旧、画地为牢,也不可故步自封、不求甚解、囫囵吞枣,更不能随意宣泄个人情绪,将个人好恶凌驾于法律规则与案件事实之上。作为裁判者,应力求所办的案件在专业上基本弄懂、法理上有理有据、裁判说理逻辑自洽且详略得当,最终实现简案快审、快裁、快判,难案充分准备,强化审限意识和审理节奏规划,以高度责任心推进并规范管理鉴定程序,依法妥善作出公正的裁判。毕竟,司法的公信力就是靠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件长期堆积形成的。

  [1]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杨劭禹法官、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刘琬琳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田扬律师为本文作出重要贡献,在此一并鸣谢。

  [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25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

  [3] 参见赵璠、然、陈丹瑶:《先行判决”助力解决建设工程纠纷难题——江苏高院发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先行判决典型案例》,载中国法院网2025年5月18日,